值此云南师范大学80周年华诞之际，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旅游学术共同体，向饶书记和全校师生致以热烈的祝贺!希望云南师范大学师生员工秉持“艰苦卓绝”的西南联大精神，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做出更大贡献，持续推进国家和地方旅游业发展。
云南“旅游革命”不只是云南自己的事情，也是全国都在关注的事情，其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包括北京在内的各方面的关心关注。近半年启动史上最严厉的整顿以来，云南的旅游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次整顿不仅没有拖云南旅游的后腿，反而为云南旅游的发展割除了不应有的陈旧，焕发了新的生机。
借此机会，我想就“理论研究与数据建设”这个会议主题谈几点个人看法。
理论研究首先要明确为谁研究。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实践，理论建设、人才培养、学科范式、学术共同体都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关于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的关系，应当说不存在谁领先谁，也不存在谁落后谁的问题，而是相互促进、共同成长。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形势下，旅游研究要更加注重与实践的结合，特别是与产业实践、行政实践和教学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国旅游研究院自成立的那天起，重视学术研究，更重视产业研究。我经常和院内的研究人员说，做研究之前要先弄清楚三个问题：为什么要立这个题目?文章是写给谁看的?演讲是说给谁听的?这是旅游科研的基本立场、方法和价值观。大家都受过从学士到博士阶段完整的学术训练，确定选题时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去做文献综述，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理论应该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生产实践和教学实践中来，要回答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更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今天，我们的研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旅游产业发展的实践中。
上周召开的2018旅游集团发展论坛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发表主旨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旅游研究院在过去十年坚持的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模式，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接受实践检验”的道路。这不仅是对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肯定，也是对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期待和要求。只有从实践中来的、到实践中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选题才可以做出大块文章。事实上，无论从经济学、地理学，还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的选题往往都是要回应时代需要的。我一直关注昆明分院主办和参与的系列活动，比如对中国—东盟旅游合作的研究，对澜湄合作机制(GMS)的研究，这样的选题就是云南旅游所需要的，也是国家旅游发展所需要的。你们新出版的云南红色旅游研究、自驾游研究等丛书，直面地方旅游发展的现实问题，尽最大努力提出解决方案，尽到了学者应尽的时代责任。饭店研究基地的团队办了一个《酒店学人》的微信公众号，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有看。相对于核心期刊的高头大章，这些文字也许只是“小块文章”，但是它吸引了大量的酒店从业人员的关注，并有广泛的传播。我看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文章，这样的研究就是好的产业研究。学术共同体就是要坚持这样的价值取向，而不是总想着拿基金、发论文、做博导。在学者成长的初期当然需要这些，但是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历史自觉，特别是要回答为谁做研究这个原则问题。
明确了为谁做研究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做研究?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工具，都已经很完善了，关键是学术共同体是否愿意并始终与实践主体，特别是产业实践在一起。如果不能发自内心地与产业实践主体在一起，就不可能知道他们所思、所想、所忧虑的事情。我经常说，在学术共同体与商业共同体的关系上，有时是服务，偶尔是引领，常常是同行。多年政策研究和智库建设实践告诉我，真正能够打动高层领导心坎的，反而是那些朴实的语言，是那些来自一线的数据和基层的信息。很多类似“一个中心、两个统筹、三个兼顾”这些文字本身就是领导讲出来，通过媒体宣传以形成社会共识的，不需要再变个法子说给他们听。在做研究的时候，如果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就很可能追求面面俱到，而不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学者总喜欢说这样有问题，那样也不行，而实践者需要的不仅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有些问题不是领导和实践者看不到，而是解决的时机或者解决的条件没有达到，只能放在一边。如果不是始终与行政主体和产业主体在一起，是不容易想明白更不容易接受这个道理的。希望我们的学者在做研究，特别是产业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把理论和实践紧紧联系起来。我们做研究、写文章不是为了写给外国同行看，也不是仅仅为了发论文，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
明确了为谁做研究，如何做研究的问题后，有了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又该如何表述是好呢?我自己常被人问，作为一名政府智库负责人和理论工作者，有时会去写网络阅读量过百万的讲稿和科普文章，动机和目标是什么?事实上，我是有多个标签的学者，公开演讲是一个状态，写内参的是一种状态，向领导报告或者个别沟通时又是另外一种状态。比如在给上级写专业报告的时候，字数和标点符号都有一定之规，如何在规定的字数和规范的格式里把意思表达清楚，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有次被问节假日旅游人次和收入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我能说等随机抽样、方差检验之类的专业名词吗?不能。真实的情况是，我只说了三句话，依法统计、大数据测算、专家组研判。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说段子，也不必长篇大论地写论文，这时候需要我们简明扼要的快速回应，快速判断他问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当然，这个前提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数据生产和信息报送也是一种权力，甚至是一种越来越大的权力，因为这些数据和信息会影响决策。既为公权力，务必慎重待之。
无论是在专业领域的学术报告，还是舆论场的公共表达，都要有理论基础和可靠的工具。每个人掌握的信息和数据是多元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没有理论基础、逻辑进程和价值理性，信息和数据就可能会被选择性发布，并可能误导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是所谓定量化的纯粹学术研究，也是有意识形态的。其次要有可靠的数据支撑。数据表达呢，千万不能搞成非常复杂的图形。对于关键的数据，当期绝对数、同比和环比增速、先行指标变动等，要像熟悉掌心的纹路一样随时掌握。千万不要别人一问，你马上就是查统计年鉴，这就不好了。数据采集要有稳定可靠的来源，要有交叉核验和科学研判，经得起别人的追问。按照古人“义理、考据、辞章”的说法，学术成果的表达还得有文彩。今天的学术成果传播的对象已经很多元了，既有经过学术训练的博士，也有高中毕业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既有庙堂之高的一言九鼎者，也有江湖之远的风闻言事者;有文化人一言不合就读诗吟词，也有经济学者上来就是模型和数据。都是我们的听众，都得打交道啊!我们要学会面对多元诉求群体，进行学术成果的多样性表达。
关于数据建设，需要关注几个问题。一是文化和旅游领域的统计基础建设。就目前来看，文化的统计数据主要是供给侧为主，旅游的数据主要需求侧。从未来发展需求而言，面向需求的文化数据和面向供给的旅游数据都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数据采集渠道的建立问题。现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发建旅游智库、建大数据中心，我不反对，但不要老想着走捷径，得扎扎实实地把基础工作做好。大数据不能代替传统统计，也不能什么都搞成全样本数据。可以从微观层面入手，建立自主掌握的数据来源。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像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那样，把一个村子旅游统计问题搞清楚，把指标建立起来，再辅以公开的宏观数据，就能够把很多问题说清楚了。三是要做好数据的应用。包括但不限于文化效能评价、游客满意度评价、游客需求分析、自驾游、边境旅游等专项市场报告。只有把理论和数据应用到实践中，切实地指导实践才能不负时代不负旅。
没有理论自信就没有道路自信，没有数据基础就没有发展新动能。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希望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同志们努力向文化系统学习，积极践行雒树刚部长代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所提出的“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做好新时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数据建设工作。
